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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CEO:我就是要跟“短期主義”過不去

來源:中國證券基金業協會    發布時間:2016-07-20

【綜述】拉瑞·芬克(Larry Fink),全球金融界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現年63歲的他是全球最大資產管理機構貝萊德(BlackRock)的聯合創始人兼CEO,管理著近5萬億美元的資產。芬克曾多次堅決批判短期主義思維的弊端,尤其是華爾街短期主義思維,該話題也成為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的焦點之一。作為終生的民主黨人士,芬克曾在2015年4月致信全球領先公司CEO,呼吁他們頂住維權投資者的壓力,專注于公司的長期運營健康,此舉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在本次采訪中,《哈佛商業評論》總編輯殷阿笛與芬克討論了他反對短期主義思維的動機,以及金融系統變革的措施等話題。

     本文轉載自《哈佛商業評論》。 

 

一、用稅改推動長期思維

HBR:你為什么要跟短期主義過不去?

芬克:我正嘗試改變金融界的敘事風格。我們需要不同聲音。舉例來說,媒體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對短期預測之上。比如莫斯科今天發生了什么?北京或者布魯克林又在發生什么?股市為何上漲了0.2%?銀行也如此,它們的業務依賴于現金流動的速度。很少有人關注長期。

HBR:這會帶來什么問題?

芬克:在這種環境下,我們很難關注一些長期理念,例如退休養老。由于股東帶來的短期壓力,CEO很難聚焦于公司的長期需求。

HBR:難道貝萊德沒有助推這種短期主義嗎?

芬克:并沒有。在我們管理的4.8萬億美元中,有2.7萬億是以指數為基礎的資產。只要這些公司還在指數中,我們就會一直持有。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關注公司的長期戰略。

HBR:如果基于指數投資,那么你可能會投資很多價值觀與你們相悖的企業。

芬克:的確,我們擁有一些很爛的公司股票。不幸的是,這就是指數的本質,你會擁有偉大公司的股票,也會擁有糟糕公司的股票。不過我們還有一些主動性的業務,如果我們不欣賞公司的短期或長期戰略,就會出售它們的股票。

HBR:你給CEO們寫信的目的是什么?

芬克:我想告訴他們,不同的聲音是存在的。在貝萊德,我們希望公司的長期戰略更加透明,這樣就能在一個較長周期內對它們進行評估。如果一家公司向我們提供一個5年或10年的商業計劃,我們就能評估在這個期間內,它們能否完成這個計劃。它們是否能按計劃進行投資?它們是否能向股東回報資本?然而,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公司因為短期投資者的需求而不斷改變它們的做法。

HBR:你是否反對維權投資者?

芬克:維權投資者能在短期內帶來好處,但結果可能讓公司喪失最強的優勢,或讓創新停擺,最終讓公司寸步難行。我們經常看到公司聚焦于短期戰略,從而大幅度削減資本投入和研發經費。特別是當公司顯示出優秀的短期業績時,它們甚至會叫停研發。從長期來看,這會帶來災難性后果。如果美國公司都效尤,那么美國經濟將受到重創。

HBR:鑒于你們控制的資產,貝萊德是否在這場爭論中獲得了強大影響力?

芬克:我們沒有追求影響力,只是想提供不同的觀點。我希望改變對話的方式以及企業的行為方式。但是與其他企業一樣,我們也有同樣的受托責任,要長時期實現客戶回報的最大化。

HBR:你曾經表示,政府應進行稅務改革,來促使人們關注長期思維。

芬克:是的,這正符合長期觀點的定義。在新稅務制度下,如果你持有一項金融資產超過一年,那么你良好的行為習慣將得到獎勵:較之一般的投資行為,你的所得稅率會更低。但問題是一年是否足夠長?我會建議,我們的稅務制度應該獎勵3年或以上的長期持有者,持有的時間越長,你的繳稅率就越低。如果持有時間不超過3年,那么你的稅率是不變的。有人會質疑,長期持有是否一定對社會有益,但我認為它會培養人們好的行為習慣。

HBR:我想這種觀點不會受到華爾街的歡迎。

芬克:這種觀點的確有悖于華爾街的做法,就像我剛才提到的,后者靠現金流動的速度賺取利潤。當人們持有資產的時間變長,現金的流轉速度必然會有一定程度的減慢。

HBR:你認為長期思維能否真正實現?

芬克:如果國會想推行真正的稅務改革,它至少能登上討論議程。我深知很多CEO都歡迎此類變革。全球的股票交易員,那些短期主義者不會喜歡它。但支持長期主義并不是為了贏得什么人氣比賽。 
 
 

二、重思受托責任

HBR:我們是否應重新定義受托責任來助推長期思維?

芬克:這是一個好問題。假如公司迫于投資者回報的壓力,開除了2萬名員工。公司股票升值,但我們是否真正盡到了受托職責?在法律以及受托職責的定義下,是的。但我們損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有鑒于此,我們要問,股東回報最大化是不是受托責任的全部?

HBR:大部分CEO會不會樂于保持現狀?

芬克:也許吧。但我是從投資者的角度發聲,而非CEO的角度,因為投資者的行為習慣是問題的一部分。投資者要在短期內就獲得回報,CEO不得不為此奔忙。舉個例子,一家州養老基金投資購買了本州的公司,然后砍掉2萬個當地工作崗位,是否能在長期內最大化該基金的利益?現在這種行為卻被認為是合理的。

HBR:我們應該如何改變美國人對受托責任的認識?

芬克:美國勞工部要對這個詞進行重新定義。如果一個投資者說:“我們相信環境問題的存在,因此我們不會在碳排放量大的業務中投資”,這聽上去并沒有違背受托職責。但如果這種決策要減少股東總回報的2%,它還符合受托職責的要求嗎?我不知道答案。放棄任何一種業務對公司來說都極具風險。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如果你是一家公共基金的管理者,就可能會認為擴大本州的就業人數是好事,但法律卻只規定了股東回報的最大化。

HBR:我認識一些CEO,他們承認為了滿足股東的要求,在做一些違背自己價值觀的事情。

芬克:《財富》500強CEO的平均任期只有5年。設想,一家制藥公司要研發一款測試期為10年的新藥。只有非常勇敢的人才會選擇投資它,盡管這么做有可能損害他們的職業生涯。

三、“美國需要強大政府”

HBR:讓我們切換到經濟話題上,你認為美國回到正軌了嗎?

芬克:沒有一個國家擁有美國的活力。這里的私有企業是全球最有活力的。與一些人的觀點不同,我認為我們的教育系統非常出色。有超過80萬外國學生在我們的大學學習,這證明了我的觀點。

HBR:但是?

芬克:問題在于聯邦政府,它拖累了整個經濟,基本上一無是處。我們仍存在長期的政府津貼問題、赤字問題以及退休養老問題。

HBR:你是否擔憂美國公司無法創造足夠多的優質崗位?

芬克:技術正在迅速顛覆就業市場,并且這種趨勢正不斷加速。此外,技術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也很大。隨著我們在制造業中使用越來越多機器人,減少人類工作,我們可能會看到越來越多美國企業返回本土。如果這種現象形成規模,全球貿易就會崩潰。這對美國有何影響?影響不太大。但它對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無疑是災難,也許會成為下一次全球性黑天鵝事件。

HBR:你覺得哪個領域存在資產泡沫?你對泡沫感到擔憂么?

芬克:我認為低利率就是資產泡沫。誰造成了這種局面?我們的監管者和中央銀行。他們表面上的解釋是高收益市場和新興市場吸引了大多數的投資。但實際上,人們之所以不愿意購買政府債券是因為利率太低。量化寬松政策讓政府債券價格下跌到極低水平,沒有人愿意持有這些債券,除非是出于一些監管原因。為了從現金中獲得收益,人們不得不進行風險更大的投資。

HBR:你成長于20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政府還滿懷壯志,例如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劃。你認為政府是否能再次發揮積極作用?

芬克:我是改革派,因此相信政府有其作用。我支持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政府應保證我們不會在一個方向上走向極端。但在過去10年,美國政府忘記了它應該扮演的職責,我們的風險超過了可以接受的范圍,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此外,我還認為,當泡沫破裂時,政府應該有力支持資本主義。我相信政府應該幫助那些無力自助者。但目前在社會保護這一職責上,政府的表現很差。

四、偉大公司都有長期戰略

HBR:貝萊德投資了各種各樣的公司,偉大公司有何特點?

芬克:標普500指數中的公司平均壽命不到18年,這意味著你必須不斷進行自我創新。很多平庸的企業只有一款或幾款產品,并且不進行自我創新;它們很少關注生態系統如何變化。好企業的領導者擁有活力,有不斷發展新領導力的流程。偉大的公司擁有長期戰略,每個季度它們會觀察其戰略能否適應不斷變化的生態環境。

HBR:有哪些企業能不斷適應環境?

芬克:Netflix是極為出色的公司。它不斷進行自我淘汰,一開始它和Blockbuster競爭DVD郵遞業務,現在又變成了一家流媒體公司。亞馬遜也具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它的云服務和網絡服務獲得了飛速發展。自從貝萊德上市后,我們進行了3次自我改造,從單純的債券投資到債券+股票投資,再到主動和被動持有混合業務,其中包括ETF(交易所交易基金)。

HBR:你有欣賞的企業領袖嗎?

芬克:很多CEO都對企業進行了成功的改造:例如亞馬遜的杰夫·貝索斯,迪士尼的鮑勃·伊戈爾,陶氏化學的安迪·里威利斯以及波音的吉姆·麥克奈尼。但貝萊德并沒有模仿這些公司,我們有我們的問題。

HBR:我知道這個問題你可能回答過很多次,但是貝萊德控制著4.8萬億美元資產,它會不會大而不倒?

芬克:我們是資產管理者,沒有杠桿。4.8萬億美元是客戶托付給我們的。我們必須按照統一的合同對這些資金進行投資,如果我們偏離了這個合同,就違背了受托職責。我們不是一家牽連甚廣的企業。大而不倒是一個銀行概念,我們不是銀行。 

     安健|譯   劉錚箏|校  萬艷|編輯。

     本文有刪節,原文參見《哈佛商業評論》2015年11月《貝萊德CEO:企業要有長期思維!》( ‘I’m Not Talking About This to Win a Popularity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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